但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把彼、此说成变项，它们是自然语言中的指示代词，没有被改变原义而赋予新义，不具有形式语言的性质。

周敦颐通过了心直接孟子的正统，并被追尊为宋明理学的祖师。对于圣贤境界的体验，可用敬、静、乐、诚等几个字描述。

降及唐宋，受佛、道的影响，韩愈发明道统，大儒周敦颐建构理学，由二程而传至朱熹，蔚然金声玉振。有宋以来，大儒辈出，新论迭起，后出转精，日新日甚，儒学犹若百川归海，因此成为了一门极高明而尽精微的学问。毋庸讳言，西学只是参照物，不是坐标、准则。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忠恕。2003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性的中国思想家仅列张之洞一人，其因中体西用说被视为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与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和非洲的卡布拉尔、尼雷尔等人相提并论。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诚如顾立雅所言，美国自诞生以来，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等多方面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在我看来，前一种批评在理论上当然也能成立，却难以抓住儒家的要害。

最后是一点声明：尽管本书阐发的观点既谈不上博大精深，也算不上源远流长，更没有两千年的悠久传统，但它绝对不像咱儒家那样林妹妹式地弱不禁风，非得浸泡在敬意的同情中才不至于香消玉殒。如果不是这些年来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的巨大效应，这些浅薄幼稚、惨不忍睹之处或许就不可能得到纠正。直到2007年底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与几位朋友闲聊，再加上一些宏观现象的深度刺激，才下决心从2008年初放弃各种杂事杂务，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此书的主体内容，算是对自己对朋友以及对儒家有个交待。把如此对立的情感态度与学术分析凑合在一起，会不会使本书患上精神分裂症？还是请读者们自己评判吧。

自以为是的浅人就是当不了咱儒家的乡愿嘛。不必细说，本书的用语行文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这种情感态度。

所以，尽管我个人在情感上对周公与孔子几乎是同等程度的不喜欢，却依然在学术上把他们两位仔细地区分开来，甚至特别指出：即便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孔子或许也是通过阐发仁的群体性爱人内涵，最早在哲理层面上意识到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并试图将它设定为道德善恶标准的一位思想大师，由此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赶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撰写几篇回应文章，想借此增加一下伸腿后达到著作等身的几率，却尴尬地发现那些登载商榷文章的原发刊物纷纷拒绝给与我对等性的回应权利，只好无奈地另找杂志发表，或者干脆诉诸网站的大度空间，并且从中切肤性地体认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度凄凉，甚至不敢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名言中寻找精神支柱，只好拿思想者常常孤独终老聊以自慰。这使我对他们怀有学术上的深深敬意——尽管彼此间的学术观点很为不同。其中，第一、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第二、四章的一部分内容，是在十多年前一批草稿的基础上老调重弹。

所以，不时有人嘲笑我是半路出家的菜鸟，连某些生僻字的发音都念不准——确实如此，不好意思，呵呵。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当然，很遗憾，这种真挚谢意的对象不包括那些把我定位于禽兽、禽兽不如或是什么菌的很猛很愤青的叽哩哇啦——注：无论属于微生物还是属于植物，从生物进化树的视角看，任何菌确实都是禽兽不如。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审视十多年前草就的一批初稿，我触目惊心地发现了许多浅薄幼稚、惨不忍睹之处。

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理论观念又尽可能以学术分析作为主导取向，其表现之一就是后儒家的建构——虽然鄙人内心深处不愿看到咱儒家的绵延进一步看，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周朝统治者主张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经·泂酌》）的深层动机所在。

相比之下，倒是同时代的陈独秀敏锐地指出，在西方的现代民主观念与传统儒家的民本观念乃至孟子的民贵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度的差异：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三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进一步看，孟子依据周朝若保赤子的官方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地提出的为民父母主张（《孟子·梁惠王上》），虽然也受到了儒者们的高度推崇，被认为是凸显了君主官员与百姓民众之间仿佛用鲜血凝聚而成的深情厚意，但一旦嵌入到了孟子整体思想的文本关联中，同样清晰地暴露出他的民贵君轻说归根结底还是尊君、并非贵民的精神实质。

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等等，正是力图凭借血亲比附的机制，通过肯定父母在家庭生活中作为根源性和目的性之本的终极意义，肯定君主官员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根源性和目的性之本的终极意义，由此要求民众像子女心甘情愿地服从和辞让生身父母一样，富于羞耻感地履行服从和辞让君主官员的绝对义务，杜绝犯上作乱的不轨念头，也就是有若所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特别是孟子自己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它后来成了古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很有儒家特色的著名概念，以致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能不时发现类似说法的绵延遗绪。参考文献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与其说它是肯定民贵，不如说它是凸显君尊。真正构成目的性之贵的，还是那些据孟子说比较轻、但手中却握有政事的大权，掌管着土地和人民的诸侯们。至于今天中国社会里的许多人在送礼行贿时爱说的口头禅孝敬领导，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孟子倡导为民父母观念的黑色幽默意味。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至于孟子有关君之视臣如X，则臣视君如Y的著名排比，虽然受到了现代儒者的赞赏，被认为充满了君臣平等的意蕴，但只要仔细解读一下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对等性，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就像他对丘民这个词的精心选择一样（朱熹解释为田野之民，至微贱也），其中依然潜藏着君主远比臣民尊贵的差等奥秘：君主即便把臣民当成了犬马来对待，臣民还是应当高看君主一等、将其视为国人，以致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成是人兽之别。

否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后世主流儒家偏偏会选中孟子作为整个儒家道统中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为什么汉代以后的专制朝廷总是立场坚定地独尊儒术、复兴儒家，旗帜鲜明地把儒家的民本观念包括孟子的民贵观念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大统，甚至将《孟子》文本指定为国家级的教科书，作为政府开科取士选拔官吏的根本标准？无论如何，这肯定不意味着这些专制朝廷在孟子民贵君轻观念的熏陶教化下，也开始鼓吹民权、宣布人民的革命权利、具有可贵的民主性精华了。既然异姓之卿尚且没有资格采取易位的行动，倘若遭遇了暴君的苛政，草根小民除了耐心等待青天明君的降临，又怎敢随便萌生揭竿而起、反抗暴政的非分之想呢？换言之，孟子在此宣布的根本不是广大人民追求民主的革命权利，而仅仅是少数大人或贤王改朝换代的造反资格[⑤]。

[①] 参见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1、204、516页。(转引自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下注》） 再就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史实本身来看。

[①] 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这种高度称赞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仅此一点，就使父母具有了无限高于子女的贵重意义。所以，在孟子眼中，这三大宝之贵，归根结底都是工具性之贵，不是目的性之贵。（《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②] 参见刘清平：儒家民本思想：工具性之本，还是目的性之本，《学术月刊》2009第8期。

毕竟，倘若无君就是禽兽，那么，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个君肯定不可能很轻，倒不如说就像父母一样属于最贵的目的性之本。换言之，对于统治者来说最贵的三大宝，首先是土地，其次是人民，因为它们构成了诸侯们能够充分被养的两大前提，以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总是让王者们感到无比骄傲的头号资本。

然而，倘若回归到原初文本的具体语境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高度赞美也是一种扭曲性的误读。四  诛一夫纣 众所周知，当齐宣王凭借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案例询问孟子臣弒其君可乎的时候，他明白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其实，儒家大师们之所以总是把君与父相提并论、一同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像孔子在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的意义上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主张弒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孟子宣布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荀子认为先祖者，类之本也。甚至，即便他们对民众不慈，民众也还是会对他们尽孝。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宣布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便点出了这种让原本没有血缘关联的君主与百姓保持类血亲情感的真正目的：君固然要养民如子，但民在奉其君的时候更应该做到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心悦诚服地归服父王的统治，所谓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论语·子路》）。就此而言，孟子的上述话语与其说是正式宣布人民的革命权利，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突破弒君的儒家底线，对汤武革命的既成史实做出的权宜解释，以防儒家陷入乱臣的禽兽境地。综上所述，一旦置入到了有关文本的具体语境以及儒家思潮的整体架构之中，孟子倡导的民贵君轻、诛一夫纣这些貌似新颖激进的见解，就像他自己同时倡导的仁民保民、为民父母这些与儒家主流一脉相承的见解一样，根本不包含任何鼓吹民权、民主性精华的因素，相反倒是一些在历史实践中被充分证明了最适合于宗法血亲等级架构的尊君观念，十分符合中国历史上绵延了几千年的权贵礼制主义的专制制度。

相比之下，子女对于父母根本就不可能具有类似的本根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尚书·洪范》说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确实是十分精辟的，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天子作民父母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天下王。

     论文抄录  孟子的民贵观念历来受到高度推崇，一些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它包含了民主性精华。所以，在诠释孟子的上述名言时，宋代儒者便明确宣布：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

诚然，我们不必苛求孟子在当时就具有现代民主精神，但我们也不能把民贵观念随意忽悠成民主精华，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前者属于工具性的民本意识，后者才是目的性的民本意识。《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的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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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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